应该说，微调只是对过去货币政策制度安排不灵活而进行的一些补充性安排。

虽然诸多学者认为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所以能够取得今日的全球垄断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监管部门的监管特许，但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如下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强大的金融实力。截至2011年第二季度，美国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总和已达到约36.5万亿美元，尤其是政府未偿付债务已占GDP的65%，是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第三，应该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定位信用评级机构的重要作用。第三，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面临下调风险，急需本土评级机构崛起以对抗部分别有用心的唱衰中国风潮。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说：评级机构对宏观经济起到顺周期作用，形势好时捧上天，形势不好时落井下石，增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造成了事态恶化。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二季度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为46152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为26301亿美元，对外净金融资产为19851亿美元，表明中国是资本净输出国。评级机构是依附于资本市场而存在的，它的发展与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其次，美国目前经济处境艰难给予了我国评级机构树立自身权威的机会，我们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迫切需要抓紧时间培育本土的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评级机构。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实现了7连增，且从2007年以来连续4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

在今后乃至中长期内，我国增加粮食产量仍有很大资源潜力和技术潜力，粮食增产面临三大制约：一是耕地减少趋势不可逆转。目前我国粮食供求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脆弱平衡、强制平衡、紧张平衡。第三，加快发展节水灌溉农业。防止今年粮食生产出现新的滑坡徘徊，关键是稳住面积，提高单产，稳定粮食生产能力。

十二五开局之年稳定粮食生产意义重大，保障粮食安全，必须夯实水利这个基础性的支撑。二是减免地方农田水利配套资金比例。

如果缺乏必要的措施确保粮食面积，粮食生产出现拐点是有可能的。三是推动水利投融资机制创新。第二，切实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当前确保粮食继续保持增产势头面临很大压力。

三是农业自然灾害多发重发，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抗灾减灾能力、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增辟水源，兴修水利工程，是全面提升农业抗旱减灾综合能力的基础。在中央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应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需要明确农田水利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推行农户全过程参与的建设模式，多渠道培养基层农田水利建设和管护的技术人才，健全基层水利公共服务机构。

推动农业节水利用，要把重点转到田间，以综合手段整体推进节水农业全面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大力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在云南、贵州等山区农村，工程性缺水严重，在缺乏大中型骨干水源工程支撑的条件下，遇到大旱，小型水利设施的作用大打折扣。二是粮食比较效益低、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快上升的约束不断强化。

所谓脆弱平衡，是保障粮食安全的资源条件贫乏。所谓强制平衡，是种植成本快速增长，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不高，要保障粮食安全，需要政府的强力主导。一是要大幅度增加财政对水利的投入。但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针对西南地区水资源调蓄能力不足、雨洪资源利用率低、工程性缺水等突出问题，要以显著提高区域水资源的利用能力和调节控制能力为核心，建设大中小型水源调蓄工程，全面提高水利工程抗御大旱、减轻灾害、抗御风险的能力。加快发展节水灌溉农业，建立健全节水灌溉技术服务体系，是提高农业抗旱减灾综合能力的重要内容。

所谓紧张平衡，是总供给保障所有人口粮食安全的能力不宽裕，表现在品种结构上，小麦供求总量基本平衡，而稻谷消费比重逐渐提高，供求总量将长期偏紧，玉米由于饲料与工业加工需求逐年增加，供求关系也日趋偏紧。第四，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国际社会对我国大规模减贫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在全球千年发展目标中所做的贡献，给予再高的评价也不过分。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中的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迅速攀升，从1978年的9.1%、1984年的16.3%，到1992年这一比重就已达到36.8%，名副其实三分天下。

2007年，我国乡村工业增加值47800亿元，占工业增加值的44.5%。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农产品进口也大幅度增加，农业发展战略布局从立足于国内资源和市场，逐步转向面向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

近年来，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农民工、农民个体工商者、农民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农民企业家、农村管理者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和阶层。除了参军、升学、招工等形式外，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基本被隔绝，农村社会的流动性严重不足。目前，在农村劳动力结构中，农业就业比重已下降到59.5%，比1978年的92.9%下降33.4个百分点。农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以粮食为主向多种经营和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转变。

30年来，农村改革取得了极大成功，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逐步放宽对农民转移就业的限制，赋予农民自主择业权，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全方位流动的新格局。

在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没有自由交易权，农产品价格失真，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普遍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改革以来，随着农村社会分工的发展，人口流动增大，生活空间扩展，农村社会内部的封闭性开始动摇，农民不再只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不再只是在农村生活和工作，农民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分化。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农村改革仍然是我国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发展仍然是我国发展的战略基础。

林业比重由3.4%上升到4.4%。政府分级负责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初步建立，1.5亿农村中小学生的学杂费全部免除，免费义务教育得以实现。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回顾与展望 我国改革发端于农村。1996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达到1.35亿人，比1978年的社队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增加了1亿以上。

从1978年～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元，年均实际增长7.1%。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30年来农村改革发展成就和经验作了全面总结，对新形势下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了全面部署。

这些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的运行方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以有效发挥，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村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进一步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性矛盾，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投入达到5955.5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7.9%，占中央财政预算支出的17.1%。农产品供给告别长期短缺，农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改革开放前，粮食生产跨越1500亿公斤至3000亿公斤这4个台阶用了29年，而改革开放以来，粮食生产跨越3500亿公斤至5000亿公斤4个台阶，只用了18年。